对于参与环境保护工作的30年时间，国务院国资委副部长级干部、原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赵华林认为，这是段“激情燃烧的岁月”。这段时间，赵华林见证了固废领域管理治理的全过程，参与《巴塞尔公约》、《斯德哥尔摩公约》《鹿特丹公约》等文件谈判，作为政府间的环境谈判代表等，积累了对环境产业的多维度思考。12月13日，在“2018（第十二届）固废战略论坛”中，针对行业现状及发展方向，赵华林向与会人员分享了他的观点。

赵华林

　　本文内容根据嘉宾发言内容整理。

　　环保产业面临重大转折点

　　毫无疑问，环境保护产业正处于重要的转折点。以前，五万多家良莠不齐的企业“一窝蜂”做环保，都可以赚到一些钱，现在则到了从“有没有”到“好不好”转变的时候；以前，靠人脉就可以拿到项目，现在到了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增长转变的阶段。产业到了调整与整合时期，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。

　　赵华林认为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，类似于汽车中的动力系统和制动系统。当今时代，汽车评判标准已不在动力系统，而在制动系统。环境保护的好坏可以看作社会运行好坏的标志。对于二者的辩证关系，赵华林解释：“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是第一性的，它决定了环境质量的阶段。有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，就有什么样的环境结果。环境管理能够促使结构调整，促使经济更好的发展。最终，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，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。”

　　在此转折点，环境产业迎来重要机遇：国家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前所未有，管理与治理体系已比较完善；从人民的生态利益出发，生态文明建设、两山论成为党和国家的首要战略、政治意愿；以严格的法律、法规为依据，三个十条，蓝天保卫战、绿水保卫战，建设美丽中国；以中央环保督察为核心手段进行强监管，以区域、流域环境质量改善为导向，以绿色金融、PPP等多种财政与金融措施为支撑，环境产业必将迎来广阔的前景。

　　今年以来，金融环境强监管带来巨大压力，无论对经济还是环境产业，均产生重大影响。为防范金融风险，中央各部门出台很多措施，以资管新规为标志，使得各方资金一下子收紧。在此过程中，多家民营受到重创。赵华林则认为：“政策调整的初衷是为了防范金融风险，降低地方政府的潜在债务和央企的杠杆。国家不会想让民企受伤，仍然希望民企能够得到良好发展。”

　　尽管如此，在强监管压力下，一些发展中的困难逐渐暴露。监管要求运行、设施、投入都要到位，而散、小、乱依然是当前产业基本特征。企业普遍缺少核心竞争力，技术趋同、模式趋同，缺乏创新，缺乏优秀的管理团队。同时期，央企、国企大量进入，带来的竞争加剧了行业的震荡。

　　种种压力下，需求上升为产业带来转型升级的挑战。赵华林总结：“环境监管没有创造一般性基于末端治理的市场需求，传统的大规模末端治理供给市场基本饱和，遗留下来的60%的生态环境问题，都是难啃的硬骨头，如黑臭水体治理，农村环境治理、地下水污染，VOCS治理等。这些问题都亟待技术创新，需要系统化的供给能力和模式创新，促使环保产业走向系统化。”

　　赵华林指出，国际形势同样不容乐观。中美贸易摩擦情况下，美国加息和缩表。资金回流美国。美国的股市也在下跌，但总体尚可。可以判断，美国正在顶端往下走，中国是在底端往上走。

　　环境产业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

　　在行业转型升级时期，环保企业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？赵华林认为，创新是核心。“前几年很多大企业有钱任性，自己没有做多少创新。现在企业踏踏实实搞创新的不多，希望企业一定要担负起这一社会职责，提高环保企业和产业的生产效率，向品牌化、高端化进军。”此外，企业还应积极采取信息化、智能化的改造，提高管理团队的专业化水平，提高供给水平，提供综合性的、整体的解决方案。同时，国家还要从金融上考虑支持环保产业，但也应有所限度。

　　在产业结构层面上，赵华林认为，国企、民企融合发展，对于行业至关重要。当前，44%的央企涉足环保产业，120家央企，涉足生态环境产业的央企有53家，几乎覆盖了产业的所有细分领域，包括中节能、光大国际、三峡集团、葛洲坝、中车等等。央企涉足环境产业，一部分原因是出于政治需求和国家需要，有责任守护绿水青山和生态文明。目的是为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起到牵引作用，带动整个环境产业的转型与升级，提高效率，培育国际一流的企业。

　　不可否认，央企具有不少民企不具备的优势。如良好的政企关系、跨区域的整合能力、较强的产业延展性、投融资优势等。同时，央企也存在“一窝蜂”的现象，在环境产业上有待形成合力。如同行业竞争恶化、非主营业务丛生、重复投资等现象，导致发展分散、协同效应不强。国务院国资委在2018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上指出，要持续推动环境产业资产整合，更加注重重组质量效果，加快推进内部资源重组。

　　对于国企与民企的竞合形态，赵华林认为，整合、融合、聚合是重要方向，二者应当互相促进，共同发展，为生态文明建设做出贡献。他表示：“环保企业和其它行业的民营企业一样，都是自己人，是国民经济的基础。在新形势下，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搞混合所有制，发挥民营企业的活力及央企的优势。从资金、政策等方面关注支持和帮助民企度过难关，让民企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，促进产业上下游协同、细分市场划分，发挥民营企业在第三方治理和环境服务业上的创新作用。”